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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海桑田四秩弄潮 改革开放中国崛起——从我校三位学者的高考说开来

作者:王浩仰 李轩浩     发布时间 : 2018-12-25

1977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犹如平地一声惊雷,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开始恢复。第二年,610多万来自各行各业的考生走入了高考考场,已然成为民族记忆般的夏季高考在这年开始成形;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封闭了30年的中国开始抖落灰尘向外张望,迎接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如今,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号角走进大学校门的那一群人,年长者年逾古稀,年轻者也到了耳顺之年。回望40年沧海桑田,我们明白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要往哪里去?或许他们能够给我们一个答案。近期,记者寻访了我校3位恢复高考时进入大学的不同学科的学者,以期从他们的回忆中拾取残圭断璧,勾勒出40年沧桑历程的剪影。

历史学者王延武教授:

改革开放照亮了历史新进程,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王延武老师是我校历史系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史。曾任原历史文化学院第一任院长、民社学院党总支书记、校教学督导。

作为1978年恢复高考参加考试的第一批人,72岁的王延武教授早已退休。谈到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时,他感慨万千。1969年,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二航空学校培养教员的王延武老师被分配到武汉市灯泡厂工作,开始了长达9年的工厂生涯。求知若渴的他在书荒的年代努力地搜寻着可供阅读的材料,从文艺小说到历史学著作,他和朋友们互相借阅传看,摸索着学习。任何时候,阅读的经验和现实碰撞时都必然产生问题,而当问题迟迟得不到解答时,就必须依靠自己去找寻答案。当时,在王延武老师心里,疑问累积在胸口越压越重。“为什么中国是这样?为什么中国人是这样?可能看了中国历史,才能搞清楚文革的相关情况。”带着这样的疑问,他走入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

因为数学不好,王延武老师起初没有打算参加高考,但当他得知报考研究生可以不考数学时,他决定去试一试。报考研究生和高考一样困难重重,对他而言,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一本真正的大学教科书。没有书就必须去找,为了报考历史系的研究生,他在几乎没有电话的年代就靠骑着自行车在武汉各处寻找可供复习参考的资料。从王力的《古代汉语》再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甚至是《清史稿》、《宋史》范文,他看了个遍,尽可能地去汲取知识。最后在工友与领导的支持帮助下,他获得了将近一个月的宝贵复习时间,考入了武汉大学,成为历史系中古史研究生。

考入武汉大学以后,王延武老师拜入史学大师唐长孺先生门下学习。回忆起受教于唐先生的点点滴滴,他引用袁枚的一句话:“方知师恩重,更在父母前”。在他看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让自己和老师都受益无穷,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学术上的春天”,给唐先生这样的学者打开了禁锢,国家也迎来了全新的历史进程。文革时期,因为封建化分期问题而备受冲击的唐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承担了很大压力,正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学术讨论自由的风气才让先生恢复了历史学家的身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招收弟子。也正是这种学术风气的转换与开放,才让触碰到唐先生魏晋封建论论证节点的王延武老师有机会成为先生的学生。作为唐先生的学生,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将前辈学者的风骨传下去,将改革开放带来的那种学术上的和师生间的平等风气发扬光大。能做到这一点,他说:“就算对得起先生”。

当谈起改革开放的意义时,王老师认为改革开放首先体现在学术自由。他从自己出发如此评价:“我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能成为唐先生的学生,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给予的一种风气,一种学术上的有纪律的自由讨论,宽容的包容的自由讨论。”王老师回忆道,改革开放后的大学,学术风气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一种蓬勃生气,不同观点的学术争论和对撞以及形成的尊重学术、尊重学者的氛围,至今仍让他受益匪浅。作为我校复办和发展的见证者,他也强调了改革开放对我校的重要性:“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大的复办;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民大现在这么多的优秀校友!”

回顾走过的40年岁月,作为一个老师,他希望学生能够从阅读中找到自己的快乐,做一个思想健康的人,不要做拜物教的奴隶;而作为一名历史学者,他只希望自己的文章50年后会有人看,能在历史进程的发展中发挥一些作用。对于自己倾注心血的历史领域,他用一句自己常说的话总结:“我们历史学,不是单纯为了向后看,向后看其实还是为了向前看。”

民族教育学者孟立军教授:

改革开放开启了民族教育新征程,开启了我的新人生

孟立军老师是我校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教育领域专家。曾任校党委委员、公管学院院长、国家民委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基地”主任。

左二为孟立军老师

1978年,当时还是工厂工人的孟立军老师在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的浪潮下报名参加了高考。在此之前,他去过黑龙江建设兵团,也当过军人,足迹遍布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回首这段往事,孟老师认为:无论是建设兵团的军事化管理还是当兵时在部队里的磨练,都对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影响颇深。在部队的时候,孟立军老师除了军事训练和战备施工以外就是各类知识的学习,包括学习马列原著。到了工厂以后,他也不曾放下书卷。向“老三届”师傅们讨教业务知识,去夜校学习,他一直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进行着知识积累。

当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孟立军老师便决定了要报名参加,可是工厂最初只接受了刚参加工作的高中生报名,于是他就和想参加高考的“老三届”师傅们一起去向厂里努力争取。争取成功后,他抓紧一切机会学习,不懂就问“老三届”的师傅或者查阅相关资料。终于,他在当年录取率低、竞争激烈的高考大军里成功冲了出来,成为当年所在工厂里成功考上大学的3个人之一,进入到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学习。本科毕业后他来到了当时的中南民族学院工作。起初,他在学校教务处从事教学管理工作,在教务处领导的建议下开始关注民族问题,并逐渐地转向了民族教育研究领域,与民族教育事业结缘。

“当时民族教育还算不上主流的研究领域。大家一讲到民族教育,会直接联想到中华民族的教育,而很少想到其特指的是少数民族教育。”对于少数民族教育学科的发展历程,孟立军老师感慨改革开放功不可没,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好政策和好环境才为民族教育开启了新的征程。“因为改革开放,少数民族教育越发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民族教育研究也随之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还列专章对‘民族教育’的发展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逐步得到确认,教育部设立了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很多全国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也开始设立民族教育研究机构。民族教育研究也从过去一个不那么被人关注的研究领域慢慢发展成了一个显性的学科。”

孟立军老师还提到,除了民族教育学科本身的发展,40年来,我校作为一所民族院校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从过去学科体系相对单一的学校发展成为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的综合性高等学府。办学目标更加明确,办学思路更加清晰,学校取得的这些成就也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

“改革开放对国家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对民族教育来说,开启了新的征程;对我个人来说,是开启了新的人生。”孟老师这样总结道。

民俗学者向柏松教授:

优秀传统文化在改革中传承,我和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

向柏松老师是我校文传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学者。现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曾任文传学院副院长。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向柏松教授踏进了改变他人生命运的高考考场。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他回忆起参加高考前的时光:1973年,高中毕业后他就被下放到农村,两年以后又被招工了到武汉市的工厂工作。他说,正是这段经历让他认识了社会、认识了劳动人民的艰辛,所以此后一有学习的机会就倍加珍惜。问及在那个书荒的年代他是如何读书获取知识的,向柏松老师说,高中毕业以后下农村或到工厂,在工作之余也有一些闲暇时间用来读书,没有书读就到处借,和大家互相交换阅读,这样他也读了不少书。当时他还参加了知识青年宣传队,在宣传队里写“三句半”群口词、写广播稿、办黑板报,这对他的写作能力起到了锻炼,也让他一直保持着勤于动脑的思考习惯。

“我一直爱好文学,高中的时候就经常写一些诗歌散文、在农村的时候也一直没有丢下写作,一直保持着写东西的习惯。”因为这一点,向柏松老师选择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这里培养了他的学习精神和习惯,这种精神和习惯也一直影响着他往后的岁月。“改革开放给我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它转变了我人生的命运。”而向老师与他研究的中国创世神话与民间信仰文化结缘,还是在来到我校任教以后。他来校任教后主要进行民族文化方面的研究,因为学校民族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他本身也是南方的少数民族土家族,慢慢便对南方的创世神话和民间信仰文化产生了兴趣,走上了研究创世神话和民间信仰文化的道路。对于自己研究的专业,向老师认为,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强调了要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他说,党中央再三提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这反映在少数民族地区就是打造文化品牌。做到了这一点,一能把优秀民间文化传承下去,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二能丰富民间文化生活,特别是乡村文化;三能促进文化产业的开发和旅游业的发展,让民族地区的群众受益无穷。

作为一位来自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人,向老师在学成后也不忘回馈家乡。他带领硕士、博士研究生到建始调查土家族婚俗,写成调研报告集,成为建始县申报湖北省土家族婚俗文化之乡的撑材料。向老师说他的家乡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和动车通行以后,落后闭塞的交通状况彻底改变。以前他从恩施往返武汉上学一般要两三天时间,转换不同的交通工具,颇为不易,可现在回一趟家仅需三四个小时,十分方便。交通的便利给也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便捷的交通网络打破了外界对恩施“穷山恶水”的偏见,并且催生出一大批开发潜力大的旅游景点,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推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此外,由于交通运输方便节省了成本,国家施行精准扶贫政策,农业生产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活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走在家乡的街头,向老师感叹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成就,相比自己过去住单身楼、楼道里做饭的状况,如今民族地区的条件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一名学者,他表示仍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继续探索来为家乡造福。对于他而言,目前的工作就是把神话研究与现实生活更好地结合起来,在改革开放深化的环境下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找到神话研究与时代主题相关联的选题,继续深入探索。

时间是奔腾澎湃的急湍,透过亲历者的记忆,我们有幸站在彼岸。40年沧桑巨变的历程,中国收获的不仅仅是飞速发展的现代都市和经济指标,更是对改革开放与自身文化深刻的认识和坚定的信仰。鲁迅说,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在百花齐放的当代中国,唯有一路秉持热情、魄力、勇气,才能让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家园走得更远。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岁月已经悄然远去,从三位教授的回忆之间,能看见民族复兴的火炬一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实现伟大中国梦,我们一直在路上。

(编辑:陈雪儿 来源: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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